我對辛亥時期一些人物的看法

 

    應版主要求，為辛亥作此文。
    由于時間關係，在本文中我祇把近來研究近代史過程中形成的一些觀點亮一亮相而已，並沒有做具體的論證，大家權當奇談怪論看看了事罷，有不同意見的也不必找我要證據，我也暫時還提不出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史學研究需要深入細緻的考據與論証，這麽多的“觀點”要論證起來需要多少時間和精力？所以衹能先表白一下，不作論證。對于我的草率，還請大家原諒。

 

一、孫文：即中山。

    現今的幾乎所有“史書”都認為他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我以為非是。
    我們現在作為辛亥革命的開始或標志的武昌起義，其策劃和領導人實際上是由劉揆一、劉道一等領導的原“日知會”成員組成的“文學社”和“共進會”，與孫的“同盟會”並無直接關係。更有甚者，因起義事機不密，為清廷事先發覺，領導人被迫逃亡，起義倉促由下層官兵發動，導致一時成功後群龍無首，乃有推舉清官僚黎元洪為革命軍都督一事。由是可知，武昌起義實際上是介乎策劃與自發之間的一次“兵變”，幾無有效領導，根本與孫無關。
    也許有人會說：辛亥革命是指整個導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革命，並不局限于武昌起義。然武昌起義後全國響應雖眾，同盟會領導之師則寡，孫文更是遠在異邦。以當時的通訊手段，要說孫領導革命，實屬天方夜譚。辛亥革命實際上是在清廷腐敗達於極致、失盡民心，導致全國各种力量同時舉事的情況下水到渠成的，說不上是誰“領導”的。
    至于孫“獲得一致推舉”當上臨時大總統，實是因緣際會。上文說過，辛亥革命是全國多種力量同時舉事的情況下水到渠成的，革命各方間互不統屬，實與一盤散沙無異，很難和衷共濟。此時又面臨清廷強大的軍事壓力，並無必勝的把握，因此亟需拉攏袁世凱共同反清，造成“改朝換代”的事實，為自己披上“革命”的花環，洗脫“反賊”的嫌疑。在這種情況下，建立一個“新政權”——“中華民國”，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就成為當務之急。
    但是，由誰來擔任這個新政權的領導人呢？無疑，該實力最強的人擔任。而此時，實力最強的、革命軍亟需拉攏的袁世凱尚是清廷一重臣，還不能公開來擔任這些“反賊”的首領。這樣，這些革命軍既要先“註冊”民國，又要把這個“寶座”留給袁，則一定要先找一個傀儡先頂替一陣。那么找誰呢？讓某個手上具有軍事實力的人當的話，萬一到時候會賴在位子上不肯下來就尷尬了；只有孫文，他是共和的最早倡議者，具有足夠的“威望”不至于惹人笑話，同時他沒有任何實力，需要時可以“請”他“自願”讓位比較容易。事實證明，這一決策是正确的。
    所以，孫文並不是辛亥革命的領導者。
    那么，孫是不是就完全沒有功勞了呢？
    那也不是，他還是有一定功勞的。
    首先，孫應該是革命最早的倡議者之一。不論他的“革命”動機如何，他畢竟是最早主張並嚐試武裝推翻清廷者之一，作為革命的“始作俑者”，他無論如何是應該在辛亥革命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其次，孫的“及時”回國，對整合南方革命力量，並最終迫使清廷下台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辛亥革命突然成功，革命各方誰都不服誰的特殊情況下，孫的共和主張成為最佳的解決方案，使得民國得以迅速建立，避免了元末混戰的局面，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中國面臨的戰亂之苦。當然，也由于革命力量沒有經過重新整合，埋下了日後軍閥割據的隱患。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孫最先提出了“共和”的政治主張，並通過“臨時約法”的形式正式在中國開始了實踐，從而使辛亥革命擺脫了以往簡單的“造反”性質，真正成為一次社會革命。不管孫的這種主張是如何“抄襲”和生硬，也不管他在這個“革命”中摻雜了多少私心，它比之封建帝制都無疑是一大進步，在戊戌維新遭到血腥鎮壓、“皇族內閣”騙局揭穿、清廷信用盡失以后，它實際上已成為中國在當時的唯一選擇。
    故辛亥諸役，孫雖未親身參戰，其追隨者也無突出表現，但孫對民國的建立確實起了重要的、無可替代的作用。
    但孫對辛亥的作用也衹能到此而已，殆袁與南方革命軍達成協議，孫辭去臨時大總統後，孫的歷史使命可以說已經結束了。
    然而，孫畢竟是一個政客，他是斷不能以中國“達成共和”為滿足，他需要的是在政壇上叱咤風雲，掌握中國的最高權力。他雖“識時務”地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但並不甘心退出民國政壇，因此他在辭職之後，一面拋出《建國方略》，勾畫一個空中樓閣，保留其影響；同時返粵途中“巡視”閩粵等原同盟會的基地，重新收拾力量，準備東山再起。
    孫不肯放棄謀求權力，但手上又沒有多少實力，因此辛亥以後孫周旋於各地方軍閥之間，製造並利用他們和中央政府的矛盾，挑起爭端，於中取利。然各軍閥豈是愚者，雖與相互利用，然終不能為其所用，故孫“憤然”曰：“南與北如一丘之貉”，竟至鬧出解散國民黨，重組“中國革命黨”，飲雞血酒如黑社會之舉，自趨下流矣。

原發《天涯虛擬社區》『关天茶舍』 [辛亥专题]2001.10.1